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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火心理學(1~4) 聖火心理學1 杏子：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乃至地方主義、本位主義、團隊精神、小團體主義等等的背後是什麼？ 月湖女：是自己的利益。 杏子：政治的背後是什麼？ 月湖女：自己的利益。 杏子：自己的利益……在學術語言裏叫做什麼？ 月湖女：立場。 杏子：這個立場……在民俗語言裏叫做什麼？ 月湖女：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2008-4-20 面對奧運聖火傳遞 藏獨抗議的反思與進步 發佈於：2008-04-09 23:26 丁雯靜 1969年6月2日，雙子座台灣雲林台西人； 擁有「波斯」血統台灣大學法學碩士，現為鳳凰衛視臺北分公司製作人，是知名的「紀錄片之王」製作的「一九四九大遷徙」和「台灣天空祕密」，榮獲第九屆和第十一屆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電視專題報導獎首獎；喜愛閱讀、 思考、聊天、舞蹈、慢跑、音樂、攝影和油畫 前些日子去了北京，看了北京奧運建築，感嘆北京政府的魄力、建築師的狂想、建築工人的偉大，但也被這個翻動的北京城，昔日部分殘存的古典建築，交錯在現代建築中，而感到深深嘆息！作為一個旅人，我無權說三道四，畢竟只是粗淺的觀察，但我只能說，我愛舊胡同的風情，勝過被人們高舉的偉大建築。倒是同行的台灣團隊中和幾位北京朋友聊起運動競賽時，台灣團隊中的同事突然開啟了運動競賽的話題，這位同事說：「我常常為大陸在國際比賽中，能經常獲得賽事佳績感到與有榮焉，但為何當來自台灣的運動選手，在國際競賽場上，得到冠軍時，高舉中華民國國旗時，大陸的教練或是隊員就要來扯我們的國旗，原本大家和諧共同喜悅的氣氛，在這個時刻，彷彿又回到蔣介石和毛澤東對立的年代。」北京的朋友們聽了有點瞠目結舌，直說：「有這種事嗎？」台灣的同事異口同聲說：「就是有啊！」我補了一句話說：「套具大陸人常說的話， 結婚西裝『這種傷害民族感情的事，千萬使不得！』台灣同胞認同中華民國，總比認同台灣共和國要來的強吧！所以北京想拉攏台灣人心，或許真該鼓勵善待『中華民國』國旗，因為『和平、統一』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尊重認同』！」 我的北京朋友們聽了有點嚴肅地說：「雯靜，我不知如何反駁你的說法，但是你的歪理，乍聽之下，好像又有一點道理！」我說：「最高明的政治手段，不是強壓，而是攏絡人心，因為這不用費一兵一卒，永遠不用戰戰兢兢擔心搞獨立和叛變！而最近許多關於奧運的新聞事件，不正是給我們這樣的啟示嗎？」 2008年四月九日在台灣的蘋果日報社論裡，看到台灣著名的政治評論員江春男寫了一篇名為「抗議的火炬」，內容主要的評斷是，如果北京不好好處理西藏鎮壓的人權問題，西方國家和支持藏獨團體的抗議火苗將會隨著聖火一直擴散出去。後來，我看了鳳凰網博客上，不少人寫了對於西方世界阻擾奧運聖火傳遞的作法，感到氣憤，認為我中華民族好不容易可以向世人展現我們博大精深的文化，和令人驚嘆的奧運建設，豈可讓這些狂妄的藏獨份子胡作非為。 嚴格地說，我並不完全贊同江春男的說法，因為這些零星的抗議，並無法撼動奧運的舉辦，就連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要求美國總統布希拒絕參加奧運，在我看來也只是選舉的宣傳語言，因為依目前美國的經濟實力，美國政府清楚地認知，他們必須好好善待北京政府，而世界幾個工業大國也沒有國家的領導人會愚蠢到用人權問題，來減損自己國家和大陸貿易的經濟籌碼，但他們非常樂見於呼天搶地喊人權的NGO團體四處抗議，這表示他們的國家是進步的，是民主的；說穿了跳樑小丑的事別人去幹，老子等著上轎逛大街，依舊風光上陣。 至於博客上千 房屋貸款篇一律完全以「民族主義」為核心價值的思考模式，讓我看到「運動」與「愛國政治」巧妙結合的政治操作。其實，當我們陷入運動世界的國族主義裡，任誰都是瘋狂的，譬如世界足球賽事裡，瘋狂的球迷看到自己國家打敗世仇隊伍時，那種狂喜、驕傲、滿足，觀賽者彷彿自己也參與了這場戰役，民族得到救贖，剎那間充滿了自信；誰都陶醉，誰都喜愛，誰都會不客觀，但有誰在乎「狹隘民族主義」的無情批判呢？因為運動競技場上，就是這麼刺激，沒有灰色地帶，不是贏、就是輸，勝者才有光環。很多大陸朋友跟我說，他們不理解為何那麼多人台灣愛看棒球，甚至愛看美國大聯盟王建民的賽事，我說你們有多瘋姚明，我們就有多迷王建民；但對台灣大部分的老百姓來說，就是一種民族光榮的慰藉，尤其當自己的精神價值感到無所依靠時，運動賽事是最好撫慰。 1980年冷戰後期，美國抵制莫斯科奧運，隔四年，蘇聯也還以顏色，抵制美國奧運，奧運成為兩大世界強國互相淩辱對方的政治操弄，這是奧運史上一個汙點，但也說明瞭，運動有時不純粹是體育競賽，只要政治這隻手想要玷污她，都是輕而易舉之事，但政治這雙手能不能伸進去，就得看國際地位和實力。由這樣的觀點論斷，那些深怕奧運會被西方世界搞砸的人們，我認為，以大陸的國際實力，其實大可放心；除非在接近奧運前，又有類似暴動的事件發生，或許這才是比較值得憂慮的。 權力的幻覺1 杏子：下面這篇文章說的是人類的威權社會與民主社會。作者提出一個問題——在威權社會裏人們渴望民主，可是一旦爭取到了民主社會以後人們又會懷念威權？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心理呢？ 飄花：逆反心理。 杏子：如何解釋這種逆反心理呢？人類為什麼會有逆反心理呢？ 月湖女：欲望……使得人 售屋網們總是這山看著那山高，而無法安於當下。欲望的無窮永遠無法裝滿人的心，所以人總是不滿，總是對任何事物都不滿。 杏子：決定人類心理的自身原因是什麼？我說的不是環境原因。 青風：第一是自私；第二是欲望…… 杏子：人類的自私心理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月湖女：對死亡的恐懼……人類的死亡衝動與生命衝動；而人類的死亡衝動與生命衝動是來自虛空的死亡脈衝。 2008-4-20 如何看待在某些國家甚囂塵上的“威權懷舊症”？ 作者靈敏 2008-04-18 14:12:12 據粗略統計，始于19世紀初的“民主化長波”到1920年為止，導致了民主在約30個國家取得勝利，然後，由於威權主義復辟和法西斯主義興起，到 1942年止，民主國家的數量降到了約12個；二戰後的“民主化短波”再次使民主國家增加到30個以上，但不久後，又有許多民主政權垮臺；始於葡萄牙的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規模空前，但在新世紀還是出現了威權反撲的現象，如前蘇聯國家篡改民主政體以及拉美近年來的“向左轉”風潮。 數年前在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國興起的“顏色革命”，由於反對派造勢及執政過程中存在的朝野對峙、爭權奪利甚至流血問題而面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無法進一步有大的作為。大大小小的威權統治者也不失時機地對此加以利用以恐嚇人民，力圖維持現狀。更為吊詭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威權殘忍的一面會漸漸褪去，留下的往往是溫情的回憶——蘇哈托死後所享受的國葬和大量的溢美之詞就是明證。那麼，是什麼在決定著從威權到民主的演進方式？如何才能將轉變成本減至最低？ 2008年春，隱世於喜馬拉雅山麓最後的香格里拉——不丹王國，由於新老國王自願放棄其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特權，而通過全民普選國會議員一舉嬗變為世界上最年輕的議會民主制國家 找房子。然而，在歷史的長河中，像不丹這樣順利向民主轉型的例子實在是鳳毛麟角，而在當今世界很多地方，如泰國、緬甸、巴基斯坦，民主的進程充滿了反復、非議和流血鬥爭。 　　 　　威權的容忍——和專制體制相比，威權下的個體擁有了一些選擇的自由，甚至被允許私下對統治者冷嘲熱諷。但威權體制最大的問題是，它剝奪了人民自由選擇統治者的權力，人民在對現實不滿時，只好期待下一位統治者是“明君”，而“任何假定存在超人或英雄美德的政治制度只能產生罪惡和腐敗”。事實上，好的制度比好的領袖更重要。陳水扁再倡狂、再狡詐，也不敢隨便調動軍警鎮壓人民，不敢賴著不下臺，軍隊也不敢政變，這就是制度之力。 　　而對掙扎於威權淫威之下的國家和民眾來說，相比造成重大破壞的革命方式，類似智利皮諾切特軍政府選敗下臺的不流血方式更值得推崇。而要實現這種轉變，固然需要方方面面的條件，但威權的容忍和審時度勢是必不可少的。歷史經驗證明，領袖個人的良知往往可能在民主轉型的關鍵時刻起很大作用，華盛頓、佛朗哥和蔣經國都是很好的實例。 　　以臺灣地區的情形為例。臺灣地區的民主化歷程，雖然有過雷震和許多黨外人士的奮鬥與抗爭，對當局形成強大的壓力，但如果不是蔣經國臨終的最後半年大發慈悲，由上而下地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報禁，臺灣地區的民主化轉型是否會在1988年就開始，恐怕很有疑問。 　　在蔣經國執政後期，大批臺灣本土精英和青年才俊開始被重用，紛紛走上政治舞臺；台、澎、金、馬地區“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選舉和改選亦不斷擴大對黨外的開放；對於黨外勢力的挑戰，蔣經國本人也持相對寬容的態度，主要通過司法管道處理應對，而不再重施其父向群眾與學生開槍、搞大規模政治迫害的故技，與此相應地，公民 新成屋社會成長了。 　　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在臺灣圓山飯店成立。臺灣情治部門立即呈上反動分子名單，蔣經國未批，他淡淡地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當有人質疑“這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時，蔣答道：“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此時的臺灣社會，雖然經濟高速發展，但民主呼聲已經很高了，特別是臺灣本土人，他們迫切希望能參與政治，為此不惜採用極端的手段。如果繼續推行威權統治，難保不會發生大亂子。所以也可以說，臺灣地區的政治轉型是統治者在內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面對逐漸增大的壓力的情勢下，基於對容忍成本和鎮壓成本的考量所做出的理性策略選擇。 　　但是，並非所有威權領袖在此情況下都會順應時勢，自動放棄權力。對於一個沒有人文素養和人文關懷的統治集團而言，更大的可能是，它會用鎮壓和逮捕來應付眼前的危機，並用“擊鼓傳花”式的權力更迭來拖延解決問題的時機。最要命的是，但凡威權統治者，哪怕開明如蔣經國，都很難聽到不同的聲音，正如張國榮在《紅色戀人》中的那句臺詞：“他只能聽得見槍聲。”這樣的話，最高統治者往往昧于形勢，被自己一手製造的歌舞昇平景象所迷惑，產生權力幻覺，對變革的要求反應遲鈍，最終延誤和平解決問題的時機。 　　而威權領袖不同的應對方式，不僅會影響這個國家的民主進程，更根本的是，它會影響這個統治集團在未來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一般來說，極權或威權的政黨垮臺以後就很難在新的政治環境中生存，起碼部分政治人物被審判、原有政治勢力分化瓦解在所難免，但是臺灣地區的情形有所不同：國民黨雖被分化但主體部分仍得以存在，並且號召力仍然很大，現在，百年老党重新煥發出生機和活力。正是借助原先執政時相對的“非殘暴”和對臺灣地區民主的貢 好房網獻，國民黨並沒有被徹底地清算，仍然獲得了在民主制度下生存和發展的機會。 　　像蔣經國那樣，能夠從良知出發，對迫在眉睫或遲早會發生的變革持支持、順應、樂觀其成的態度、至少沒有通過屠殺阻止歷史進程的威權者，一般都能在未來的政治版圖裏謀得一席之地；而那些“不見棺材不落淚”、把一切的妥協和讓步視為軟弱和背叛、試圖通過壓制輿論、壓制民間組織來鞏固統治的威權者，不僅是對國家、民族的極不負責任，也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任。史有明鑒，英國的王室從12世紀的“大憲章”開始就一直在與民間作妥協，所以在今天仍得到了體面的對待。而法國波旁王室則對來自第三等級的呼聲採取回避和拖延的態度，導致矛盾激化，最終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斷頭臺，波旁王室也一蹶不振。 聖火心理學3-民主不容易 權力的幻覺2 　　民主不容易——時至今日，民主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潮流和政治正確，但民主化的實現仍是不容易的，民主的鞏固和穩定更是難上加難。 　　在許多成功實現了威權到民主轉型的國家，民主制度的運作並不是很理想。很多時候，新民主政府在解決該社會特有問題上的失敗導致了民眾的冷漠、挫折和幻滅感，進而降低了人們對民主這種基本制度的評價。 　　面對這些讓人沮喪的現實，首先必須明確的是，民主不是萬靈藥，那種把過去所有難纏問題的解決完全寄望于民主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民主最重要的功效是為國家提供了最為穩定的合法性基礎。一個以理性意識形態為合法性基礎的政府，一旦不能向大眾提供該意識形態所許諾的東西，就會出現社會信仰危機。信仰危機到來時，政績本身難以為一個政權提供穩定的核心合法性，因為沒有一種經濟模式能夠一直保持經濟的高增長率；倘若以政府官員的道德表率作為合法性基礎，就會將貪污這樣的法律問題提升為政治問題，從而在根本上削 酒店打工弱國家的合法性。而在民主制度下，競爭性選舉只要被認為是公正的，執政者即使在上臺後表現很差，政權仍然具有合法性。這就是為什麼2006年秋天陳水扁在“紅衫軍”的激烈抗議下，仍然能輕鬆挺過來的原因。 　　從促進經濟發展的角度講，民主只是為經濟發展創造條件，並不必然帶來經濟增長和管理效率；民主之外，法治、自然條件和人的因素等也很重要。但在一個不民主的社會，經濟也可能在一段時期內高速發展，卻缺少長久的生命力，有可能前功盡棄。在這一點上，人們應該有更長遠的眼光。何況在災害面前，民主能夠保護窮人——從經驗上看，獨立和民主的國家都能遠離饑荒。 　　再次，對政治家而言，民主是最麻煩、最困難的一種形式，充滿了矛盾、張力甚至衝突。它要求政治家在多党競爭、利益衝突、選舉拉票、權力制約等種種不穩定的制度安排中尋求相對的穩定，在不平衡中尋求相對的平衡。威權的垮臺大快人心，令人豪情滿懷，相比之下，民主制度內部的政治鬥爭則往往被視為不道德。但是，激情總要過去，人們遲早要面對瑣碎的現實。民主制度要運作良好，就必須給予其一種不可談判性或霸權性的地位，即不管誰上臺，他既不會，也沒有想像力和能力去改變這一體制運作的基本規則。而這一切的實現，是要經過多次博弈、折沖和妥協的。 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執政黨和反對黨的議員分列女皇的兩側，反對黨議員是為了女皇陛下而對執政黨的執政進行監督。英國反對黨的這一性質被稱為“為了女皇的反對”，在現代政治學中又被稱為“忠於反對”。一個民主社會要穩定，執政黨與反對黨必須擁有共通的價值觀，它們之間的不同應體現在具體政策及執行技巧上，而非你死我活的（猶如中國文革）路線鬥爭。 這也是對剛剛恢復民主的巴基斯坦的最大考驗，執政聯盟如果只是想清算穆沙拉夫、報仇雪恨的話（路線鬥爭） 酒店兼職，國家仍免不了新一輪的震盪。 　　另外，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沒耐心的人往往會從民主一時一事上的失誤出發，判定民主已經失敗。但經過20年的發展，時至今日，恐怕沒有人能否認，臺灣地區的民主正在變好，正在走向理性和良性。如果以更長遠的尺度來衡量，50年過後，所謂的“槍擊案”、“特別費案”都變成過眼雲煙，被時間留存下來的，只有臺灣地區的民主制度和每個臺灣人的民主權利：人人暢所欲言，可以根據自己而非他人的意願自由選擇政治領導人；官員毫無“官威”可言，對百姓須曲意逢迎；政府或政治家要影響人們的選擇，唯有依靠說服，而非命令與強制。這些就是民主的真諦。打架的立法院也比不出聲的議會好。幸運的是，民主制度具有一種自我完善的本能，只要轉型時不遭遇大的動盪，只要基本制度沒有被重大偶然事變破壞或扭曲，民主制下的社會，向善就是必然。 聖火心理學4-威權懷舊症 權力的幻覺3 杏子：什麼是威權懷舊症呢？ 月湖女：比如俄國人對史達林的懷舊，中國人對毛澤東的懷舊，以及中國人對封建王朝的懷舊…… 杏子：國人對封建王朝的懷舊……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月湖女：中國大量的影視片對皇上的讚美與歌頌。 杏子：人們為什麼會懷舊？ 月湖女：對現實的不滿……人的心是永遠也裝不滿的。還是接著看下面的文章吧，長長見識…… 2008-4-21 【原文】告別“威權懷舊症”——在一些轉型成功的國家裏，久不久會出現對歷史上威權人物的懷念思潮。西班牙人對佛朗哥，阿根廷人對庇隆，印尼人對蘇哈托，都是這種“威權懷舊症”廣為人知的例子。在這些國家，受迫害的記憶逐漸消失，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被一種威權時期經濟增長、繁榮和秩序的印象所取代。那麼，這代表了民主的失敗嗎？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人們之所以懷念威權，不是希望回到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去，而更多的是表達對現狀的不滿?結婚西裝M批評。而能自由地表達不滿和進行批評本身，就是民主確立的重要標誌。威權當局當然也需要社會上的批評，但這種批評不會是對自身現狀的批評，而是對之前統治者的批評，對同時代其他國家的批評。這種批評營造了一種時間和空間的錯位，其目的自然是通過批評他人來實現對自身的歌頌。 （杏子：哈哈……我們可愛的中國一直都是這樣的！！！） 另外，人們對威權領袖的情感糾葛，還有著更為複雜的心理生成機制。威權領袖因為可以隨心所欲地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不計代價地在很短時間裏實現一些重大目標，這讓許多人印象深刻，難免對他的力量產生了敬畏；威權領袖往往深深理解權力的奧秘，懂得什麼時候該對群眾露出微笑，什麼時候該把他們撕碎。他們的才能與威儀是任何其他類型的統治者所無法比擬的，因此他們必然受到一部分人歇斯底里般的擁護與愛戴。這些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半是陶醉，半是羡慕，其中還夾雜著瘋狂。 （杏子：是的，我們中國人以前就是這樣的。可是……我們90後……會不會也是這樣呢？這個作者是個心理學家？看問題有深度，有點像我。可是我以後想成為法學家……） 　　這就使相當一部分人成了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對威權領袖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的生死操在統治者手裏，統治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統治者共命運，把統治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統治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許多中國人津津樂道的不是漢文帝、隋文帝這樣懷柔天下的統治者，而是秦始皇、成吉思汗這樣殺人如麻的暴君；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在談論某個政治家的失敗時，許多人會歸咎於這個人不夠狠，殺的人還不夠多了。（未完） ～轉貼來源：月湖女網站～ .msgcontent .wsharing ul li { text-i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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